连续点两周外卖后,婆婆的腰腿都好了,小叔子也不再来蹭饭(下)
小叔子的“倒戈”,并没有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下来,反而像在一潭死水里投下了一颗小石子,激起的涟漪让每个人都更加不自在。
小叔子的“倒戈”,并没有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下来,反而像在一潭死水里投下了一颗小石子,激起的涟漪让每个人都更加不自在。
电动车嗡的一声停在楼下时,我正在厨房里,对着一池子油腻的碗发呆。那声音像一把精准的钥匙,插进了我们家这台生锈机器的锁孔里。
我刚把最后一块蔓越莓司康送进烤箱,手机就在围裙口袋里震了一下。
那是我记事以来,妈最高兴的一天。她提前半个月就从箱底翻出那件只穿过两次的紫红色暗花衬衫,用一个塑料袋仔细包好,挂在墙上,每天看上好几遍。婚礼前一晚,她甚至拉着我,在昏黄的灯光下,练习了好几遍第二天要说的贺喜话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高不低的数字,是大伯陈山多年前定下的规矩,他说这个音量,既不会吵到邻居,也足够盖过厨房里妻子林薇洗碗的动静。我们家,就像这被精确校对过的音量,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运行在既定的轨道上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,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,精准地丈量着我们家饭桌到沙发的距离,以及我爸沉甸甸的威严。我姐林岚刚放下碗,那声音就雷打不动地响起来,永远是新闻频道,永远是35。
车窗外,灰蒙蒙的天空下,田野和村庄飞速地向后退去,什么都看不真切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新闻联播激昂的片头曲像一盆滚水,泼在一家人紧绷的神经上。父亲陈建国靠在沙发里,眼睛盯着屏幕,瞳孔里却没有焦点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妻子晓楠精准地调到了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,像一根看不见的刻度尺,横亘在我们之间,丈量着客厅里沉默的距离。我瞥了一眼电视柜紧闭的抽屉,那里躺着一本旧相册,相册里夹着一张我和林微在高粱地前的合影,照片上的少年笑得无畏又愚蠢。
我清了清嗓子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一家之主:“我们商量好了,给你陪嫁一套房。首付我们出,就买在你们单位附近,上下班方便。”
高铁的车窗像一个沉默的取景框,把窗外的田野、村庄、和偶尔掠过的城市切割成一幅幅流动的画。我靠着窗,额头抵着微凉的玻璃,手机在掌心震动了一下,屏幕亮起,“到了吗?”
36 岁的林晚曾以为,爱情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满是权衡 —— 她经历过一场仓促的闪婚,对方条件匹配却毫无温度,婚后的冷漠、坐月子时的忽视,再到丈夫失业后酗酒闹事,让她彻底心冷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不多不少,是父亲耳朵能听清,又不至于让母亲觉得吵的刻度。这个数字像一枚钉子,把我们家夜晚七点半后的生活,牢牢钉在一种稳定又乏味的秩序里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,一个我永远无法适应的数字。婆婆张兰雷打不动地掌控着遥控器,仿佛那是权杖,而那个刺耳的音量,就是她在这个家里不容置喙的权威。这声音像砂纸,一下下磨着我的神经,而丈夫陈阳,则永远是一副“只要妈高兴就好”的表情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,像一根温吞的刺,扎在我的耳膜上。我怀孕三个月,正是嗜睡的时候,而婆婆王桂花,雷打不动地要在客厅看她的年代剧,声音不大到盖过厨房抽油烟机的轰鸣,她就觉得听不清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不多不少,是父亲耳背却又固执的舒适区,也是这个家里沉默的标尺。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像一道命令,我和丈夫陈阳默契地放下碗筷,我起身收拾,他去阳台抽烟。二十年了,这个家的节奏,就像墙上那口老掉牙的挂钟,总在固定的时间,发出固定的声响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高不低的数字,是我和妻子林微之间无声的妥协,就像我们这七年的婚姻。我刚拿起遥控器想调低些,她从厨房出来,擦着手,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两秒,又挪开了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,一个不高不低,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决断力的数字。这是姑姑的习惯,也是我们家无形的家规。我看着未婚夫陈阳悄悄拿起遥控器想调低一格,姑姑的眼神淡淡扫过来,他的手便僵在了半空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,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,精准地丈量着我和陈阳之间正在冷却的距离。这是他最舒服的音量,却是我耳边无法忽略的嗡鸣。我收拾着碗筷,厨房的水声和客厅的新闻播报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沉默的背景音。
晚饭后,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,这个不高不低的数字,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,横在我和婆婆之间。这是她耳朵最舒服的音量,却是我神经开始嗡鸣的界限。客厅里,弥漫着红烧肉温吞的余味,和我们之间同样温吞的沉默。